方案

       好实用微商学院分析，5月25日，财政部宣布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对《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》中规定的有关监管要求给予一年的过渡期，海关总署、质检总局已通知施行。这意味着，实施不到两个月的“四八新政”按下暂停键。跨境电商业内所称的“四八新政”，是指在今年4月8日开始实施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新政，以及相应的两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“正面清单”。

       此前，个人自用、合理数量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，在实际操作中按照邮递物品征收行邮税，新政将其改为按照货物征收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、消费税，税负一举大幅增加，相应监管方式也收紧。

       因政策红利而兴，又因政策收紧而断崖式下跌，继而导致政策“缓行”，跨境电商形势的反复，有些戏剧性。而一年后最终政策会是什么样？更是电商企业所关心的。

       业界创新和政府监管如何磨合，能否探索出优化的监管模式和尺度，是对跨境电商企业和监管部门的考验，也直接影响到整个行业的未来。

       中止还是终止？

       新政暂缓一年，不少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保税仓又恢复了往日的红火景象。

       “过渡期政策出台后，我们这里恢复到了八九成的元气，业务量也恢复到了七八成。”天猫国际的政府事务总监王浩洋说。根据多家跨境电商企业的预测，最晚到6月底，交易量有望恢复到“四八新政”之前。

       对业内来说，短期阵痛虽然部分修复，但影响仍在。“暂停键”是中止还是终止，直接关系跨境电商企业的生存发展。

       多家电商企业反映，一年后将会怎样，他们只能猜测、等待。

       “小红书”合伙人曾秀莲说，去年小红书的交易额达到15亿元人民币左右，今年制定的目标是翻倍，但能否完成没有底。“四八新政”之后，小红书的交易量直线下降，过渡期政策出台后，业务逐步回归正常。

       相比天猫、小红书这些知名电商企业，中小平台受到的影响更大。杭州某跨境电商企业，其保税仓4月8日前日均交易8000单左右，4月8日后直线降至每天约2000单。

      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下沙园区内，聚集了包括天猫国际、网易考拉、苏宁易购、贝贝网、母婴之家等知名跨境电商企业和近100家跨境电商服务企业。 园区综合管理局副局长宣黎芳介绍，2016年初至4月7日，下沙园区累计实现755.3万单，交易金额13.9亿元人民币，日均单量为7.78万单。而4 月8日至4月30日，交易订单105.42万单，交易金额2.03亿元，日均单量4.58万单，比新政前下降42%。

       据她介绍，有关部门的情况也显示，其他跨境电商试点城市的业务单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。其中，郑州下降70%、深圳下降61%、宁波下降62%。

       受政策影响，下沙园区保税仓储开工率不足30%，部分企业提出退租申请。新政前下沙园区保税仓库供不应求，政策仅15天，提出退租面积已超过2万平方米，占整体园区面积15%。

       也有电商企业表示，一年的缓冲期虽可以生存，成本却在不断提高。“举个例子，现在随着香港仓意外走俏，其仓储设施和物流价格出现了趁机上涨的现象。”

       宣黎芳介绍，不少跨境电商把资金投到香港、台湾等地，仓储价格一路走高，现在下沙园区的价格也在增长，从新政前的15元/平方米已经增长到了30元/平方米。

       “商家没有了以前那种一往无前的勇气，大家隐忧重重。”王浩洋说，因为工作计划要提前半年甚至一年做，出于对当下状况的评估，多数商家选择观望，谨慎备货，调整经营模式和品类。

       对此，国家食药监总局人士提醒说，企业的这种观望情绪正是出台过渡期政策时监管部门的担忧，接下来这一年，不是用于观望的，而是用于调整的，企业要想办法降低成本、更规范地运营。“不能拖到明年，企业说我还没有想好，你再给我一年吧，这肯定不行。”

       调研发现，目前，跨境进口有四种主要方式：个人携带、直邮、跨境电商零售进口(保税模式)和一般贸易。不少企业都是几种模式来回切换做。

       为应对未来政策，不少跨境电商企业尝试多方布局，包括加码海外直邮、布局海外仓、转做一般贸易和跨境o2o业务，等等。

       苏宁国际电商经营中心副总经理李亮表示，目前平台采用保税进口和海外直邮两种模式共同发展战略，一些热卖且价格不超过2000元(2000元为新政所设 合乎优惠税收政策的单次交易限值)的小生活家电，平台通常放在保税区备货，而价格超过2000元的，平台大多采用海外直邮方式。

       苏宁海外购在跨境O2O模式上正做着诸多尝试，如在南京开设进口商品直销中心，通过进口商品采用一般贸易和跨境电商结合的方式，为用户提供新型体验方式。

       “洋码头”创始人兼CEO曾碧波也表示，他们正在优化旗下官方物流贝海国际的国际直邮服务，提高空运时效。跨境物流服务商UEQ创始人杨学海同样认为，应海外直邮和保税进口两条腿走路。

       为何会形成反复？

       风起云涌的跨境电商，经历了快进、刹车、再放行的政策过山车。在过渡期补充政策出台前后，跨境电商行业还不断收到其他暖音。

       国家发改委、商务部、人民银行、海关总署、税务总局、工商总局、质检总局等七部门于5月底联合下发《关于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，启动第三批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，并组织实施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电子商务重大工程。

       商务部部长助理王炳南近日表示，在促进跨境电商发展方面，将在杭州等13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加大政策创新、制度创新和服务创新的力度，将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尽快在全国推广。

       近期，广州、深圳、上海等多个试点城市相继发布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案，对跨境电商发展明确政策扶持。比如，上海提到要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模 式、创新税收征管模式、创新外汇监管制度等，广州提出争取国家部委支持，下放进口食品境外生产企业注册备案、进境动植物及其产品检验和进口食品、化妆品的 注册备案、安全审查权限等。

       “这些试验区的措施虽然都是在当地实行，但对整个跨境电商行业来说，释放的是积极的信号。”一位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如是分析。

       据课题组了解，政策的反复修正，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：

       第一，“跨境电商”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完全确定，在理解上存在一定偏差。业内将互联网+传统外贸、互联网+外贸综合服务、互联网+外贸通管服务都归于跨境电商，导致跨境电商统计数据部分失真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       第二，试点城市监管尺度不完全统一。比如，杭州海关的创新效果曾为业内所推崇，新政后，其相关措施被暂停，回到了与其他城市同样的起跑线上。由于此前各地监管松紧程度有异，导致一些企业绕开监管严的地区，在监管相对宽松的地区开展业务。

       第三，相关部门诉求不尽一致。比如，财税部门更相对重视税收，质检、食药监部门相对更强调质量和风险管控，商务、海关部门相对更重视通关便利化或标准化。且部委之间在这一问题上话语权重不一样，协调不易。

       调研发现，质检、食药监、海关等监管部门，在一线业务操作时也陷入两难。

       比如，批量进入保税区的货物应该适用一般贸易还是按个人物品来监管？对于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来说，如果按照个人物品来监管，等同于消费者在海外购物，出了质量风险由个人承担；但如果按照传统的一般贸易方式监管，一旦出了问题，监管部门则要承担责任。

       河南省进口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徐曾表示，新政所推行的一些措施，如通关单税对保税区来说缺乏可操作性，没有充分考虑配套政策和监管流程，现有的保税试点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也需要更受重视。

       “不能把跨境电商简单归类进传统的监管方式里，也不能一个部门一个政策，监管方面一定要统一，避免多部门不协调。”对外经贸大学教授王健认为，对跨境电商的监管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的问题，“它是国家层面上的全球贸易战略问题，也是国际贸易规则重塑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   十字路口上的思考

       按下暂停键后，跨境电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。

       如果一年以后继续沿用通关单的制度，将跨境电商的商品视为一般贸易来管理，那么跨境进口电商依然承压较大，监管部门的压力也不会小。

       “按一般贸易监管恐怕是缺乏出路的。”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说。

       新政要求，发运的商品必须按一般贸易要求提供通关单，跨境电商完成报检获得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通关单后，才能向海关进行报关。根据新政发布的两批“正面清单”，清单中的商品“一线”入区，需提供通关单后才能上架。

       而在新政之前，针对跨境电商小频次长尾商品进口的特点，采用的是“先检疫、后检验”、“宽进严出”的快速通关模式，即通过检疫排除危害国家安全、环境安全、人身安全等疫情和危害后，即可入区并上架销售。

       市场一开始普遍认为，新政的核心问题是提高税收，后来才发现，趋于一般贸易进口的监管方式是要害。

       高红冰认为，由此会带来一些问题：第一，跨境电商进口多数产品为市场采购，难以满足一般贸易进境的要求；第二，一般贸易备案周期太长，新品申请时间长达 1-2年，导致跨境电商进口产品丰富度降低，商品竞争加剧；第三，贸易成本增加，一般贸易成本大，跨境电商采购多批次少批量的采购方式，过高的抽检比例和 检测成本，加大了跨境电商负担。

       按照新政，正面清单包括的 1200多个税号商品中，有 600多个税号需要满足前置审批条件来获取“进口通关单”。“一年以后，如果恢复到注册备案要求，对绝大多数跨境电商企业来说，可能意味着没有生意可 做。”有电商企业表示，“现在业内都在期盼转变监管方式，最乐观的期待，是把审批改成备案。”

       有关专家和监管部门人士对业内的这一诉求并不认同。“因为电商属性就将事先监管转化为事后监管，值得商榷。”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安佰生认为，产品信息系统目前还不完善、企业违法成本相对低等问题，都可能成为事后监管难以推广的理由。

       食药监总局相关人士则认为，与一般贸易由境外生产商授权供货不同，跨境电商大多从流通环节扫货，会直接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：一是电商无法知晓产品工艺等 安全信息；二是难以判断商品是否是标识厂家生产的正品。“单纯从贸易方式的角度看，跨境电商比一般贸易有更大的安全风险，也对监管提出了更多挑战。”

       该人士说，之前在修订化妆品监管条例的时候，一些人觉得监管太严，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发现，消费者希望发展跨境电商，多数消费者也希望严格监管。

       在监管部门人士看来，跨境电商之所以能得到快速发展，与其享受到的种种税收、监管等政策红利不无关系。一旦政策收紧，跨境电商企业意见就会很大。“只要 行政监管一上来，我做不下去了就‘熔断’，那也许说明跨境电商这种模式本身就有问题。为什么行政监管严格，一般贸易还能活得好好的？”上述食药监总局人士 认为，跨境电商和一般贸易确实有区别，这是监管方面要考虑的，但跨境电商发展和监管并不冲突，跨境电商企业在承担安全义务方面也没有豁免空间。

       “跨境电商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游离期，很多监管现在刚起步，监管是正常的。”一位质检总局人士也表示，如果在监管上留了空子，形成真空地带，可能带来重大风险。

       回到海淘老路上？

       按照一般贸易监管，企业难以接受；实行区别于一般贸易的监管模式，目前尚难落地。有业内人士担心，跨境电商可能回到海淘的老路上去。

       在跨境电商初期，海淘通过邮局大量进口，因为是碎片式的包裹，邮局很难进行有效监管。后来保税模式出现后，大量海淘转战保税模式。

       “保税模式是对海淘的一种规范和进步。”高红冰说，走私或蚂蚁搬家在一般贸易也有，不是保税电商独有的。在他看来，保税是目前跨境进口电商既可以监管、也可以迅速扩大规模的商业模式。

       在跨境电商政策走向的理性之下，海淘又多了起来。

       天猫国际的报告显示，一些海外商家把正面清单外的商品，从保税备货模式转为海外直邮模式。以天猫国际为例，4月20日的数据和4月8日之前的数据相比，交易商品数直邮占比增加了11.7% ，直邮渠道交易金额占比增加了8.8%。

       海外直邮的增加，导致保税模式受到排挤，境外仓成了抢手货。“公司现在已经在建设香港保税仓，是非常被动的行为。”上海云仓物流总经理赵达治介绍说，他 们公司做跨境保税业务，在国内有3个仓，分别在宁波、广州和重庆，其中宁波仓出货数量第一。出于新政的影响，考虑到未来的因素，他们只能到香港建仓。

       下沙园区的统计显示，眼下不少电商企业开始布局周边海外仓，香港、台湾等地和越南等境外仓曾在新政之后一个月内租金大幅上涨，上涨比例超过50%。

       境内保税仓需求下降，境外仓需求上涨，保税功能外移，相关服务业(如仓储、物流)、投资(政府投资、入驻企业投资)、就业等也随之转移至境外。

       让业界忧心的是，跨境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产业，经过两年努力，电商、消费者、海外优质商家都对这一阳光通道建立了信心，如政策不明朗会影响信心。

       “原有的灰色渠道正被引导进来，甚至灰色清关、代购都可能死灰复燃，造成税收流失。”一名电商人士告诉课题组。

       一些电商企业认为，按照一般贸易监管，跨境电商平台能提供的商品种类有限，消费者在平台上购买不到心仪的商品，就会转而寻求海淘直购、代购或出境游购物，这对引导海外消费回流起的是负向作用。

       “那跨境电商试验区前期的努力不要白费了。”某跨境电商试验区负责人对课题组表达这一担心。

       高红冰认为，税收制度改了，对应的监管方式应该如何匹配，这都是新课题，“总不能回到老路上去吧？”

       创新和监管

       跨境电商政策的反复，是企业创新与政府监管不断磨合的体现。

       一个共识是：跨境电商是一种新兴国际贸易发展方式，由于跨境电商交易方式、物流方式和资金支付方式等都发生了改变，形成了新的对外贸易流程和对外贸易发展模式，传统对外贸易的监管方式和政策促进机制难以完全继续沿用。

       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办政策业务部副部长王振远认为，引导跨境电商发展应该坚持两条底线，一是商品质量、食品安全；一是产业安全底线，不能让进口对境内产业产生过大冲击。

       “创新是有底线的。”浙江省商务厅副厅长徐高春认为，既要对新业态有优惠，又要兼顾公平。该管的要管，但不能对被监管者造成不必要的负担。

       安佰生也表示，对跨境电商，既要监管，也要坚持贸易便利化。“即便是传统的一般贸易监管，也有简化的空间，可以借助电商发展需求，找出那些可以简化的内容。”

       王健认为，中国跨 境电商应该引领全球普惠贸易的发展。这符合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利益和地位，也符合中国和全球消费者的利益。对跨境电商可能存在的风险，应学会用生态的方式 来监管。生态系统治理，就是要建立责任清晰的制衡机制。只有每个市场主体都尽到责任，才能形成好的生态。“这就需要监管方式的不断创新。”